天织堂

但中国人均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仍比较低，上海是50美元，北京是17.4美元。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有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来托住经济增长的想法。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6%涨幅创下23个月新高。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

当月食品价格更是同比涨幅高达8%。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旧的增长模式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是很依赖外需。

中国正有意从过去三十年较好的增长模式中走出来，寻找面向未来的新模式。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我们经济增长最快，失业率、负债和赤字都最低。公报还谈到了政治改革。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中国政府和金融监管者要做的选择。那时的浦东还是一片农田。

为强调这一精神，全会结束当天，国务院发布了新的产业政策，概括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我对中国很感兴趣，我这个老外可以放心的说，中国和上海都不再落后。所以我们也决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我们也认识到，中国正在重新思考将来它在这个地区和全球的角色。

当然，中国全球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在增加。在本地区，澳大利亚欢迎扩大东亚峰会。早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中国人民的个人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1984年，我第一次来北京工作。

我们是世界上第四大能源供应国。这个时候，全球经济到了关键时期。

我们的地区也需要信任建设和安全建设机制，因为其他地区已经这样做了。在二十国集团(G20)中，澳人利业和中国密切合作，共同推动重要的倡议。

只要中国保持高增长和投资率，人民币就有潜在的升值压力。我们的研究中心要成为最好的研究中心，来全面理解现在的中国，研究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参与。其实，我最早是1976年开始学习。而在国际上，我们更看重制定预算和可持续增长。为了支持全球增长，中国要刺激国内经济。现在二十国集团的议程很广，包括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使它们将来成为更强大的伙伴)，全球经济和金融监管，包括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

澳人利亚摆脱了全球金融危机(GFC)的影响，情况比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都好。还要考虑减少全球公共债务和全球预算赤字。

就像全会所指出的，过去五年，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周小川行长在国际金融组织年会上说，中囚将继续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加汇率灵活性，但是将逐步推进。

和中国—样，澳大利亚也积极参与了二十国集团(G20)。我记得当时见了汪道涵市长。

中国和澳大利亚最紧密的合作(还有其他二十国集团(G20)成员)，足起草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亚太地区，我们也很积极。或者就认为，世界跟中国打交道也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冲突，要么叩头。

那年年底，经过政治变动，中国开始了重大改革的新时期。上个月，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欢迎二十国集团 ( G20 ) 财长承诺采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来体现基本经济要素，防止各国货币竞争性的贬值。澳大利业认为，制定汇率政策不应该脱离大环境，而要结合更广的结构改革。

怎样找到这两点的平衡，是我们今后一直要面对的挑战。在我们的地区秩序中，需要继续让美国发挥积极、稳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里的诤友说的就是这种坦诚。澳大利亚是二十国集团 ( G20 ) 的成员国。今大的变化太大了：整个国家色彩缤纷，媒体更加多样，包括财新的出版物，还有博客中各种各样的观点(比如新浪、天涯和财新自己的博客)。国际货币基余组织(IMF)也认为，我们去年在伦敦峰会上采取的行动很及时，使世界经济没有继续恶化。

澳大利亚知道，中日两国在领土争端上的分歧以后还会存在，但我们相信，对话有利于稳定局面。保持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国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我们会继续有活力的微观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基础设施改革和放松商业管制。35年前，我在大学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包括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化。

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前驻华大使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最近说，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正从劳动力过剩型经济中走出来。从那之后，改革的进程当然还在继续。